也就這樣吧！

　　《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學校長之演說》 　　1917年4月 　　五年前，嚴幾道先生為本校校長時，余方服務教育部，開學日曾有所貢獻於學校。諸君多自預科 畢業而來，想必聞知。士別三日，刮目相見，況時閱數載，諸君較昔當為長足之進步矣。予今長斯校 ，請以三事為諸君告： 　　一曰抱定宗旨。諸君來此求學，必有一定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與否，必先知大學之性質。今人 肄業專門學校，學成任事，此固勢所必然。而在大學則不然，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外人每指 謫本校之腐敗，以求學於此者，皆有做官發財思想，故畢業預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 科者尤少，蓋以法科為干祿之終南捷徑也。因做官心熱，對於教員，則不問其學問之淺深，惟問其官 階之大小。官階大者，特別歡迎，蓋為將來畢業有人提攜也。現在我國精於政法者，多入政界，專任 教授者甚少，故聘請教員，不得不聘請兼職之人，亦屬不得已之舉。究之外人指謫之當否，姑不具論 ，然弭謗莫如自修，人譏我腐敗，問心無愧，於我何懼？果欲達其做官發財之目的，則北京不少專門 學校，入法科者盡可肄業於法律學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業學校，又何必來此大學？所以諸君須抱 定宗旨，為求學而來，入法科者，非為做官；入商科者，非為致富。宗旨既定，自趨正軌，諸君肄業 於此，或三年，或四年，時間不為不多，苟能愛惜分陰，孜孜求學，則求造詣，容有底止。若徒志在 做官發財，宗旨既乖，趨向自異。平時則放蕩冶遊，考試則熟讀講義，不問學問之有無，惟爭分數之 多寡；試驗既終，書籍束之高閣，毫不過問，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責，文憑到手，即可借此活動於社 會，豈非與求學初衷大相背馳乎？光陰虛度，學問毫無，是自誤也。且辛亥之役，吾人之所以革命， 因清廷官吏之腐敗。即在今日，吾人對於當軸多不滿意，亦以其道德淪喪。今諸君苟不於此時植其基 ，勤其學，則將來萬一因生計所迫出而任事，但任講習，則必貽誤學生；至身政界，則必貽誤國家。 是誤人也。誤己誤人，又豈本心所願乎？故宗旨不可以不正大。此余所希望於諸君者一也。 　　二曰砥礪德行。方今風俗日偷，道德淪喪，北京社會，由為惡劣，敗德毀行之事，觸目皆是，非 根基深固，鮮不為流俗所染。諸君肄業大學，當能束身自愛。然國家之興替，視風俗之厚薄。流俗如 此，前途何堪設想。故必有卓絕之士，以身作則，力矯頹俗，諸君為大學學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 ，責無旁貸，故諸君終日伏首案前，芸芸攻苦，毫無娛樂之事，必感身體上之苦痛。為諸君計，莫如 以正當之娛樂，易不正當之娛樂，庶幾道德無污，而於身體有益。諸君入分科時，曾填寫願書，遵守 本校規則，苟中道而違之，豈非與原始之意相反乎？故品行不可以不嚴謹。此余所希望於諸君者二也 。 　　三曰敬愛師友。教員之教授，職員之任務，皆以圖諸君求學便利，諸君能無動於衷乎？自應以誠 相待，敬禮有加。至於同學共處一室，尤應互相親愛，庶可收切磋之效。不惟開誠佈公，更宜道義相 勖，蓋同處此校，毀譽共之。同學中苟道德有污，行有不正，為社會所訾詈，己雖規行矩步，亦莫能 辨，此所以必互相勸勉也。余在德國，每至店肆購買物品，店主殷勤款待，付價接物，互相稱謝，此 雖小節，然亦交際所必需，常人如此，況堂堂大學生乎？對於師友之敬愛，此余所希望於諸君者三也 。 　　余到校視事僅數日，校事多未詳悉，茲所計畫者二事：一曰改良講義。諸君既研究高深學問，自 與中學、高等不同，不惟恃教員講授，尤賴一己潛修。以後所印講義，只列綱要，細微末節，以及精 旨奧義，或講師口授，或自行參考，以期學有心得，能裨實用。二曰添購書籍。本校圖書館書籍雖多 ，新出者甚少，苟不廣為購辦，必不足供學生之參考。刻擬籌集款項，多購新書，將來典籍滿架，自 可旁稽博采，無虞缺乏矣。今日所與諸君陳說者只此，以後會晤日長，隨時再為商榷可也。 　　此演講於今雖似陳遠，而略不符現實，但我想其中所展現的基本精神是歷久不變的，可以為吾人 所借鏡。 　　蔡元培先生大家都在國高中課本中知道，其為北京當時甚為有名的校長，更知道他延聘了陳獨秀 等激進思想的教授，有容乃大，是其對大學的定義：「大學者，囊括大典、網羅眾家之學府也」，從 其他言論亦可見一斑：「一己之學說，不得束縛他人；而他人之學說，亦不束縛一己」、「各國大學 ，哲學之唯心論與唯物論，文學、美術之理想派與寫實派，計學之干涉論與放任論，倫理學之動機論 與功利論，宇宙論之樂天觀與厭世觀，常樊然並峙於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則，而大學之所以為大也 。」 　　再者當時在辛亥革命後，軍閥混亂之政局下，軍閥數對教育界施加壓力，學人對於學術獨立、教 育獨立的堅持，是相當動容人心的。舉以下一事、一語可知： 　　「在五四前夕，北洋政府對於北大師生鼓動的新文化已經很覺得不安，對蔡元培大施壓力與恫嚇 ，並派偵探跟蹤。有兩位「謀客」勸蔡元培解聘陳獨秀，制約胡適之，來保全學校機關，保存北方讀 書人。蔡元培一直沉默，直到他們說了幾個鐘頭以後，站起來說：「這些事我都不怕，我忍辱至此， 皆為學校，但忍辱是有止境的。北京大學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一人身上，與這些人毫不相干。」 堅決予以拒絕。」 　　其《教育獨立議》一文：「教育是幫助被教育的人，給他能發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於 人類文化上能盡一份子的責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種特別器具，給抱有他種目的的人去應用 的。所以，教育事業當完全交與教育家，保有獨立的資格，毫不受各派政黨或各派教會的影響。」 　　其餘之事，讀之亦令人眼眶泛紅，每念昔哲，未嘗不激動不已。其人之影響，可由約翰‧杜威一 語盡知：「拿世界各國的大學校長來比較，牛津、劍橋、巴黎、柏林、哈佛、哥倫比亞等等，這些校 長中，在某些學科上，是卓越貢獻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個校長身分，而能領導那所大學對一個 民族、一個時代，起到轉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個。」 　　有時真的不得不承認亂世造英雄。動盪的年代，激盪出的精華愈是珍貴，觀春秋戰國，諸子百家 爭鳴，可謂中國思想上最為深刻、燦爛的年代；魏晉南北朝，紛亂數百年，其中的文學成就，於今看 來，仍垂與不朽之地位；清末民初，中國數千年以來為有之變也，中西制度、思想、學術的衝擊，可 造就了相當多可歌可泣的學人、英雄，由此而看，也許當如揚雄解嘲所言：「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 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騖而不 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