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者，乃古之黌舍也。
宋以前，書院之風未盛，多以朝廷太學為主，故習學多為官治世，目的一也，歷朝相沿，故難迥於他朝，變而為他學也。時至宋後，文人不必以出仕為濟世之唯一出路，乃相立學，務求以天下為己任，而不求以出仕為目的，是故朱熹等輩出，書院之風，林立寰宇間，然各校治學育人之方或有異，故其立校之旨判然不同矣，而校訓之源或由此起。
論學之初，莫先於孔子，其授徒必有其則，冀二三子能為漸入聖人之道。其後，涯涘益大，至戰國而百家爭鳴，各家皆有其則也。而後世志於先聖者，莫不循其則、行其方，故傅說之告高宗曰：「學於古訓乃有獲。」，此從來久矣也。是故古之力學者，必立銘於案右，以正己心、己行。夙寐見之，如芒在背，務求達於此言而孜矻不已，夫是則庶幾有為於天下。
逮至清末民初之際，西學東漸，立校之風甚勝於前，求別於他校，故紛紛著立校訓，以明育人治學之標的，此於東西皆一也。
時至今日，或不免於陵夷，學者視之如無物，既不知之，又不思之，令人不勝唏噓，曰：「何嘆也？」曰：「悲學者之不智也，若夫古之治學必有其方，試之、明之、感之，有所成，乃敢告於人也，此一言一語必勞苦其身心、終日懷之而得，故寶之行之，乃大幸；視之若敝屣，豈不惜哉而痛哭古人乎？」
時耶？命耶？大凡物之為物，與世推移，俱易失其本意，或渺然不可測，或視而不見，校訓之陵夷抑或若是，然亦毋須遽悲，佛曰：「願度有緣人。」志於為學之道者，定能從中細索，悟之而得。或以此為易知之言，而不珍之，然精深幽微常寄此中，觀論語一書，庶幾如是乎？
舉其易知者，如中庸云：「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此乃學之大者，既博覽群書，又細探其可疑處，思之、辨之，有所得則行之，可謂知行合一之細目，若能深體會而篤行，則學不精亦可怪乎？他者亦如此，雖非必為學之途徑，然學之精神則存乎其中，深究當可知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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